《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张国刚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肇始于莽原时代，碍于自然条件，其规模和形式都受到很大限制。进入文明社会，特别是在国家诞生以后，文明的交流和互动便更多受到社会中多重因素的影响。近代以前，规模最为宏大的文明交流之路，就是亚欧大陆（包括非洲东部地区）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个历史大舞台上，文明交流由东向西、自西徂东，是双向互动的。

　　从早期的中西交往而论，战争的动力作用不可无视。战争是野蛮的，却也是开拓东西方交流的重要推动力。人类对财富与成功的渴望，以及对创造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明交往的不竭动力。野蛮时代诉诸战争，随着文明时代的推进，这种动力机制变得多元而且复杂，战争本身也不完全出于经济或财富目的。

　　出于政治、外交（包含中央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外交）的需要。无论是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前138年），还是东汉和帝时期西域地方政府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都肩负着政治、外交使命。海上出使也是如此，无论是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杨良瑶海路西行，还是始于明成祖朱棣时期的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都是出于政治和外交交往的目的。

　　丝绸之路的经略历来是中原王朝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张骞通西域打开中西交往的官方通道之后，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关系的稳定与互信，为丝绸之路畅达提供了保障，也是和睦西部与边疆地区胡汉关系、维护边境地区军事安全的必要条件。不过，安全与互信也取决于朝廷对国家安全状况的评估，这以明代嘉靖时期最为典型。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位45年，崇道炼丹，在北方拒绝边境互市，在南方严格施行海禁，原因是他对于边境安全状况存在严重的误判。高拱、张居正执政时期，在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等名将的守护下，北方有“隆庆和议”，俺答汗以顺义王的名义归附，南方有漳州月港重新开海，海盗转变为海商。事实证明，在国家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丝绸之路才会物畅其流，实现发展与繁荣。

　　经济与财政需求。从根本上说，中国巨大的经济实力是丝绸之路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就总体情况而言，从人口和经济规模来说，汉唐时期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有限。汉唐时期所谓的“和亲”，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政治和解的代名词；五代至宋代不再有“和亲”，因为中原王朝处于弱势地位，时或纳贡称臣。无论是“和亲”，还是纳贡称臣，双方博弈的目的都是寻求中原方面开放边境互市。在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关系中，若中原王朝处于强势地位，通常将双方的经贸关系称为“朝贡”，否则就称为“互市”。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与回纥的互市贸易，对于回纥来说是获得经济利益，对于唐朝来说则是维系政治关系。边境互市和开放海禁对于沿海地区的百姓生计影响巨大，但是对于整个中原王朝的经济影响则相对较小。

　　与朝贡贸易不同，宋元以后的市舶贸易展现出比较纯粹的经济诉求。唐朝在广州设有市舶使，宋代以后成为市舶司。市舶贸易是宋元政府和私人海商之间存在的贸易关系，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宋代市舶贸易通过对商品的“抽解”和“博买”，为政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经济收入。同时，宋朝出于财政经济目的，鼓励民间商人和海外商人的贸易。民间商人从事贸易受到的限制条件相对宽松，贸易成绩显著者还能得到奖励，甚至被授予相应官职。这些鼓励政策使中国沿海民间商人纷纷投向海上贸易，使唐中叶以前中外海上贸易主要控制在波斯和阿拉伯外商手中的局面彻底发生改变，也使政府使节附带进行的贸易行为显得微不足道。此外，宋朝政府政治上的收缩和对朝贡贸易的限制，也导致把贸易领域更多地留给民间海商。总之，巨大的经济能量是中国在中西交往中的优势。

　　科技对于丝路交往的重大促进作用。以海上丝绸之路而言，只有海洋地理学知识以及航海动力技术、造船技术、导航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进行远洋航行。对信风周期规律的发现与运用，对亚洲季风环流规律的发现与应用，都是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极为重要的因素。5世纪初，法显就是乘坐海船从斯里兰卡回到广州的。中国的指南针以及领先的造船技术，也支撑了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到了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以及15世纪末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以及海图绘制技术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这些知识的进步也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

　　宗教热情和知识追求。穆罕默德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可见知识对人的吸引力。汉唐时代，无数僧侣排除艰难险阻，东来弘法，西行求经，不绝于途。对于域外世界的好奇同样牵引着仁人志士奔竞于途。张骞通西域之后，带回了欧冠足球比赛：西域和南亚地区的新知识，引发之后朝廷多次遣使，汉武帝甚至号召民间使团以官方的名义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的真正宗旨，虽然迄今仍众说纷纭，但是政治、外交目的必定是首要的，而获取海外资讯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等实地考察记录带来了大量海外信息，也丰富了时人对世界的认知。与此同时，郑和下西洋带回的物料和工艺、技术方面的交流，促进了国内手工业生产水平的进步。

　　毫无疑问，有关丝绸之路上的各种活动，中央政府的考量、地方政府的出发点、民间贸易的积极性是有很大差别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是开展边境互市贸易、官方朝贡贸易（勘合贸易）的首要诉求。民间商业活动则以利益获取为主旨。也有许多仁人志士怀抱宗教热忱或者追求知识的理想，奔竞于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上。不同的利益诉求共同促进了丝路的繁荣与发展，而科技的进步则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文为《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一书的序，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