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说“人类的一切不幸均来自一个原因，他们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在家中休憩，所有的玩乐皆是虚妄，能在沉默与孤独中专注于必要之事的人，方是唯一可以栖居在真实中的人。”1993年出生的北马其顿女导演塔玛拉·科特夫斯卡和纪录片导演卢博·斯特法诺夫用了近四年的时间拍摄了《蜂蜜之地》（2019），记录了一位传统的女性养蜂人的日常，影片所呈现的内涵震撼力极大，原因在于女主角恰如帕斯卡所说的一般，是那种“栖居在真实中”的人，专注于“必要之事”——慈悲、信念与爱。影片因油画般质感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及其深邃的认知而受到观众和媒介的好评，于2019年获得圣丹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2020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两项提名。

　　在浪漫与残酷现实之间：人的存在与生命的多元

　　纪录片《蜂蜜之地》从两户人家的日常入手，因拍摄方式和拍摄过程比较独特，导致它在外在形式上具有了故事片的特征。导演塔玛拉毕业于电影专业学院，在做纪录片时她“侧重于结构、角色和编剧法”，而合作导演卢博则看重“主题、拍摄对象的环境部分以及表达是否清晰”及其“关联性”等，所以他们的合作使得这部纪录片看起来既具有现实主义的现实性，又具有故事片的完整性。

　　导演把镜头对准女主角，将50多岁的单身女人哈提兹作为讨论诸多问题、现象与思想的核心点，运用她的日常生活以及她和其他人的关系作为讨论的出发点，影片讨论了善的法则、生死、世俗以及人的存在与非存在。哈提兹在被男性邻居“自私自利”的不良行为困扰时,对母亲说:“你快死了，我之后该怎么办？”“你总有一天会死，那时我该怎么办？”1964年出生的哈提兹在已知天命的年龄,还是感到了自己存在的无所适从。“往哪里去”是她的困惑和困扰，也是所有人终将面对的问题。84岁的母亲依照人类千年的规律与经验，给出了传统的答案：“结婚”。“结婚”是人们摆脱孤独、恐惧与茫然的一种联结，除了心理上、精神上的联结，“结婚”也是经济上的联结。影片中的恋爱歌曲唱到“姑娘让我给你买糖，然后一起离开这个村庄”时，画面是侯赛因大着肚子的妻子在汽车后面用力推车前行的镜头。精神上的依赖、甜蜜的恋爱与现实生活真实的场面，将浪漫和世俗诠释得意义无穷，却也丰富了生命的多元意义。

　　灵魂天平之砝码：善恶平衡万有的法则

　　哈提兹居住的山村地理位置偏远，没有公路、电力、网络和自来水等，原有15户人家，现在只剩哈提兹一家，后来一墙之隔的放牧和养蜂的侯赛因一家因季节而迁徙回来，哈提兹被充满生气的孩子们和大人吸引住，站在墙后凝视与观望他们的生活。哈提兹喜欢孩子，两家渐渐从陌生开始熟稔起来，哈提兹把自己最好的“一半一半”养蜂原则分享给侯赛因。他们都是土耳其人，各有自己的信念，也恪守各自的生存法则。哈提兹以自然朴素的方式尊重自然中的生命，如采食蜂蜜时，她会使用不断重复的单音词或叠词，如“吧-吧-吧-布啦-布啦-嗨……”与蜜蜂交流，含蓄、庄重而神圣。在切割蜂巢时，哈提兹与不停地大吃大嚼、唯利是图的商人不同，坚持“善”的理念，恪守与蜜蜂“你一半，我一半”的原则，而不将人的利益置于善的存在之上，她“去甚，去泰，去奢”，惟道是从。在市场丰饶的物质面前，生活并不富有的哈提兹对一把扇子、一根香蕉，或一瓶染发剂都充满生命的感恩、狂喜与激越，质朴的气息溢满“善”之美。

　　在土耳其人赫迪尔莱兹节的前一天，她对母亲说：“所有的女人都喜欢美，你的女儿也不例外。”别尔嘉耶夫曾经说过美是善的呈现，善是终极目的。影片除了对“善”与坚持“善”加以呈现以外，还呈现了“善”作为平衡法则的威力。哈提兹在遭到男性邻居的欺负时，母亲安慰她说：“神会惩罚他们的，希望神能焚烧他们的肝脏。”此时的镜头是哈提兹母亲被豹纹头巾裹住的半张脸的特写，老人一只巫师般的眼睛深邃而有某种预见力，犹如拉图尔烛光下的人物，宁静、神秘且充满力量。

　　影片接下来记录了侯赛因一家50头牛得病死掉的事实。侯赛因因迫切需要钱而过度采食蜂蜜、为了给牛提供更多青草放火烧山，用谎言来应对哈提兹的诘问，善恶的平衡像“道”一样存在在那儿，失衡的后果自现。这种规律或者纪录片的这种创作手法也符合《诗学》中所提到的可然律：虽然直接原因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晰，但其根深蒂固的因果关系存在，所以灾难并非系老母亲的诅咒力量，而是历经漫长生命的她在总结善恶的自然平衡法则而已。

　　画面作为纯视觉艺术的呈现：从数学理念到终极理念

　　柏拉图认为从低到高，从自然物、人造物、数学、范畴、道德和审美到“善”的理念，“善”是最高的理念，构成了各种理念由以派生的终极根据，同时也是所有理念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标。《蜂蜜之地》中的很多风景画面宁静深邃，构图中的线条简单而严肃，几何效果强烈，令人感到素朴、抽象和善的无尽含义，也如塞尚和莫兰迪所论述的：“自然中的每件东西都与球体、圆锥体、圆柱体极相似，要用圆柱体、球体、圆锥体来处理自然”，“以数学、以几何，几乎可以阐释一切。”从哲学家到画家，到《蜂蜜之地》，他们深谙“善”之理念的形式与内容如何呈现。在这部纪录片中也有许多人物面孔的大特写画面，烛光或昼光下的人物既有古典主义的宁静，又有风格主义的色彩效果，营造了一种宗教般的氛围：面部特写、一束光和简单的静物成为一种严密的结构，在简化的形式和简约的隐喻中，接近了原初为“道”、为“神”，或者为纯粹“理念”的本体。

　　导演通过特写将人的外在与内在清晰而真实地放大在屏幕上，从直觉和运动上具有了“纯视觉艺术”的效果，引人沉思。哈提兹身穿柠檬黄衬衫，头戴绿底黄花的围巾，面带微笑凝望远山，树木、青草、牛群和那里的人，遥远而宁静。她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以直接凝视的人的本质、理念性的存在，它以质朴的方式显示生命。哈提兹有婚嫁的机会，因母亲而留下来，虽然“柔弱胜刚强”，她也还是带着生命脆弱的颤抖。当受到侯赛因一家困扰时，她哭着想“抱着母亲逃跑”，引发人的恻隐与怜悯之情。如果说她是参透了向死或向恶而生的道理，这难免入俗。可她的确已经清晰地意识到人类存在的悲哀——侯赛因一家及自己的家庭已经将能意识到的人之恶呈现了出来，但她表现得平静。在这惊人的平静背后，是她内心的激越。如果没有这生命的激越与狂喜，便不会有她在烛光下的宁静、平静和生的喜悦。这些哈提兹的特写镜头不再是运动-影像意义上的视听艺术，而是引人深思的纯视觉艺术，意义无限。

　　栖居在真实中：

　　对人的认知、隐喻与诗意

　　《蜂蜜之地》整部影片人道精神无处不在，在日常生活、节日狂欢、死亡之夜与恐惧宣泄之时，角色所揭示出的人的存在构成了形而上的超验现实。这种现实把世界的几何形的、五彩缤纷的和谐，与诞生着的一切、生活着的一切、走向死亡的一切重新结合在一起。这一切包含着爱情、世俗生活和优美，甚至也包含丑陋和恐惧。

　　导演在将镜头对准富有生活气息的侯赛因一家时，多次将镜头对准羞赧不说话的小女孩，她被哥哥推倒后胸口硬生生地硌在树桩上、被河水几近淹死、被蜜蜂蜇肿眼睛……柔弱的女孩没有台词，但恐惧、痛苦与警惕一直在她的眼神里出现。当哈提兹母亲诅咒了侯赛因之后，用了小女孩一个人坐在铁皮屋脊的镜头进行转场：懵懂的女孩坐在高高的光滑屋脊上，险象丛生，危机四伏，意味着女性或者穆斯林女性在男性社会中的不安、脆弱与被动。还有现代社会不可忽略的商人角色，他一直在贪婪地吃东西，不断地以利益引诱孩子众多的侯赛因，象征着现代商业与物质的极大丰富对朴质古老文明的侵入。

　　导演在呈现生命的狂欢之时，也流露出了淡淡的哀伤，哈提兹与年迈的母亲对话就像一首微微带有苦味的蜂蜜之诗：

　　你喜欢春天吗/有春天吗/当然有/有太多个冬天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