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都好比是一次短暂的光影之旅。在笔者心中，最值得悉心品味的有两类:一类是“经典修复”电影。重温老片，不是怀旧，而是发现；一类是“一带一路”国家的电影。探索异域，不是猎奇，而是理解。尤其是后者，和欧美商业大片相比，往往呈现出别样的“小片”气质：小成本、小语种和小故事，却是气象万千、色彩斑斓。

　　“一带一路”国家电影的展映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面旗幡，带有鲜明的海派特色。它为本地观众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视窗。“聚焦地球村”是笔者最为关注的展映单元，它的视野自由地伸向伊朗、印度、意大利、德国、泰国和印尼等广袤的欧亚大陆腹地和边缘，如同这些电影中所展现的那样，这是一个相互联系、多元复杂、渴望交流的世界。这些电影虽体量小，但意象庞大，它串起了不同的文明、神话和历史，促进了国家之间跨文化沟通、传播和合作，促使电影节走出传统地域，成为辐射东西、联结南北、具有真正全球影响力的电影盛会。

　　在开篇时凝视地面，在结尾时仰望天空。这是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在《罗马》中的镜头语言，也是“一带一路”国家影像表达的一个特点。从黎巴嫩的《何以为家》到新加坡的《热带雨》、从蒙古的《再别天堂》到伊朗的《梦中的城堡》等等，这些享誉上影节的小制作，来自不同地域，但创作美学的核心是根植自己所在的乡土，紧扣时代冲突的命题，充满对现实生活的观照，饱含对人物命运的悲悯。在不约而同的现实主义中，本土和异乡、现代和传统、东方和西方、父权和女权等主题相互映照、交汇和离散。电影展开的是一幅幅丝绸古道上的风情画:绵绵不尽的行旅，载着千年的乡愁，怀着交流的渴望，步履不停。

　　稀缺性：视角、场域和话语

　　“一带一路”电影的首要吸引力在于稀缺性。因为，除了电影节平台，你很难在商业院线或是网络上目睹其真容。每年上影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申报的电影多达近两千部，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进入展映平台。而且，相关的大部分国家的电影生产均以小成本制作为主，这些电影很少有机会进入商业市场和国际视野。

　　在此背景下，上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展映对于全球的电影节而言，不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也是一个全新场域。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理论，每一个电影节都是一个“艺术场”，导演的作品必须在专家、同行和艺术机构的评定和认可中，获得合法的艺术话语权。事实上，当下美国奥斯卡和欧洲三大电影节分别代表着电影商业化倾向和艺术化倾向，两者共同构成了全球电影的主流评价场，也奠定了欧美电影的中心地位。上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展映的议程设置，改变了全球电影传播的既有路径，对于打破欧美电影的话语垄断具有深远意义。

　　这几年，上影节放映的伊朗新片就有10部之多。应该说，伊朗电影在西方电影节上习惯呈现的战争、移民、女性和儿童题材，只是一个侧影。笔者近年来在上影节上看到的伊朗电影，意象更为丰富、灵动和真切。伊朗电影的“诗意现实主义”（导演阿巴斯语）风格，不仅仅是《一次别离》和《樱桃的滋味》。他们的写实主义天赋源自波斯民族的诗歌传统、批判现实的政治运动和伊斯兰宗教意识，三者调和而成。

　　例如，伊朗电影擅长室内悬疑，聚焦日常“茶杯里的风暴”，折射宏大社会现实。电影《阑尾》里，扎丽去医院挂急诊做阑尾手术，因医保卡过期，临时和好友互换身份，引发了两个家庭的危机，进而对亲情和友情进行考问；电影《暗室》里，以“幼童是否被性侵”为悬疑，铺陈了德黑兰城郊青年的经济困境，不同阶层之间的试探、防备和误会，离经叛道者的情爱和婚恋。又如，伊朗电影暗藏寓言隐喻，比较痴迷“戏中戏”的架构。电影《推销员》里，围绕妻子在浴室中被猥亵之谜，丈夫展开了对施害者的调查和报复，折射了当代伊朗社会在男权和宗教、传统价值和世俗主义之间的撕裂和痛苦。电影《帽子戏法》里，两对青年情侣参加家庭派对，回家途中遭遇交通事故，驾车逃逸，惶惶中各怀心事，一边看球赛直播，一边引出负债、赌注和金钱等话题。再如，伊朗电影惯用黑色幽默，没有非黑即白的善恶对立，大部分人物都是灰色的。今年上影节上首映的《650万》，直面伊朗日益严重的吸毒问题，同样以“困境”方式展开叙事，没有要弘扬的正义。即便上了绞刑架，大毒枭也不是双手沾血的恶魔，而是供一家子留学、移民的家长，所谓黑帮也就是几个串通的邻居。警察办案和法官审判，也充满同事之间的算计，警匪之间的讲价和控辩方的斗智。伊朗电影对黑暗的趣味并不在于狗血的团圆，更不是冷血的揭露，而是带着体温的探索，时常让你进退两难。

　　多样化：题材、类型和风格

　　“一带一路”国家电影的独特魅力在于多样性。3年前，据国内机构一项对沿线国家电影产量的统计，丝绸之路沿线印度、伊朗和韩国等11个主要国家的电影总票房近140亿美元，占全球电影票房35%以上，在世界电影版图上占据重要一席。

　　亚洲电影是“一带一路”国家中电影增长最快的，而且题材十分丰富。上影节上，我们不仅能看到日本、韩国、印度等传统电影大国的商业类型片，也能看到土耳其、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的小语种艺术电影，甚至还能一睹缅甸、柬埔寨、哈萨克斯坦和菲律宾等国的纪实性短片，题材涉及战争、宗教、历史、神话、政治和民族等，故事涵盖当下社会生活、经济发展、文化冲突等方方面面。

　　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国家电影保持着本土化的叙述风格，形成了各自的影像风格，其浓烈的民族文化特性、极具地域风情的影像书写，以及类型化创作的美学呈现，在银幕上构筑了各自的“王国”。日本电影在上影节上拥有数量最多的粉丝群，擅长对小说、漫画、剧集以及知名IP的电影改编和明星偶像的打造，涵盖犯罪推理、校园爱情、冒险、热血励志等多种现代生活题材，成为引领亚洲流行文化的先锋；韩国电影在商业类型片的挖掘方面极具民族特色，大到政治事件，小到街头犯罪，都能用影像勾勒出一幅浮世绘，考问人性和社会；泰国电影日益受到全球关注的主要原因是本土化的成功，融合佛教文化具有民族色彩的恐怖片、汲取中国香港武打片经验融合传统泰拳特色的功夫片、不走悲情路线立足搞笑和温情的爱情片，成为泰国电影的名片；印度电影对民族性的坚守，体现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和娴熟的叙事能力，他们的电影紧贴社会现实，主题大胆触及时弊，擅长用好莱坞的戏剧手法，表现“大象之舞”。

　　此外，还有保持着文学传统，擅长把戏剧和哲学思想结合的俄罗斯—东欧电影；诉诸感官，在“混杂多元的和谐”主题下,用简单视听语言勾勒热带生活风貌和后殖民都市文化的东南亚电影；深受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影响，强调主观真实、充满实验色彩的拉美国家电影；凭借质朴的情感和真诚的态度引起人们注意的中亚国家电影，等等。也许，电影带来的惊喜和趣味就在于此，没有电影工业，不会类型叙事，并不妨碍电影的全球传播，小片所带来的差异化的观影体验，是电影节最有价值的瞬间。

　　以印度电影为例，如果没有电影节，我们对它的感知，或许如同“盲人摸象”。印度的制片公司分为北印度和南印度两套体系，而国内观众看到的大多是来自北印度的印地语电影。上影节上，我们有机会接触到风姿迥异的南印度电影。《恐惧》故事讲述一位退伍军人被派往小村担任水上邮差，负责给军人家属送补助金。二战爆发后，随战事进展，他的身份从送钱之人变成了报丧之鸟，村民视之为瘟神。这是一部静水深流的惊悚片，没有任何枪炮声，却把战争的恐惧渲染至极，全片黑白摄影，在南印度水乡的迷蒙雾色中，死亡通知书折成的纸船随着涟漪久久回荡。印度电影有41个语种，这是来自喀拉拉邦科钦的马拉雅拉姆语版的电影，将“二战”装在邮包里，如此诗意地表达反战，足以让人感叹印度电影的复杂多元和深不可测。

　　共通点:价值观、情感和文化

　　“一带一路”电影的交流价值在于差异性。2015年以来，上影节相继成立“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设立“一带一路”电影周，推出中外合拍片项目，促进了作品、人和资金在区域内的要素流动。电影交流走深走实，需要更多的“引进来”和“走出去”，需要更好地尊重文化差异，细分区域市场，促进沟通合作。

　　上影节也是一面镜子，折射全球电影文化的差异。来自对“一带一路”国家电影的调研表明，不同区域对电影类型需求各不相同。功夫片在中东欧、西亚北非受欢迎程度最高，剧情片在东南亚最受喜爱，纪录片在西亚和北非最受欢迎，恐怖片在东北亚相对受欢迎，喜剧片、宗教片在南亚最受欢迎。未来，中国电影的生产制作应该建立在对全球区域文化足够理解的基础之上，寻找各国文化之间的互通性，树立全球化的传播视野。

　　电影节不仅展示作品和风貌，更重要的是分享思想。综观近年上影节，最受欢迎的电影都有一个特质：对家庭价值观的认同。例如，获金爵奖的伊朗电影《梦之城堡》，主题就是亲情伦理，讲述一个缺席3年的父亲与子女重建亲情的故事；在华首映的第一部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聚焦战乱下的贝鲁特贫民窟，展示了12岁流浪男孩生而为人却无以为家的荒诞境遇，表达了对家的梦想和爱的渴望；在沪首映的日本电影《小偷家族》同样以底层视角，探讨城市边缘人群所建立的非血缘关系的家庭亲情。从繁华的东亚都市到破败的中东废墟，“一带一路”上，随处可见的是对家的信仰的守护，包含着责任、亲情和秩序的传统伦理。

　　电影的文化沟通不是依赖语言，而是靠情感。相较好莱坞的大片巨制，“一带一路”电影以小为美，叙事手法内敛，情感呈现深沉，像小调一样优美而悲伤。今年，伊朗电影《娜基贝》讲述了身为虔诚教徒的六旬老太，为生活所迫，寻求进监狱养老，在实施犯罪行为前的种种徘徊，徘徊于信仰的内心冲突，这是源自宗教的情感。前年，哈萨克斯坦电影《光影守护者》讲述了一位苏联士兵在二战结束后成为电影放映师的故事，他常年在偏僻村落里巡回放映电影，在当地人心目中，他就是英雄。这是来自工作的情感。土耳其电影《蝴蝶》，讲述感情疏离的三兄妹为父亲送葬踏上回乡之路，在旅途中重拾童年记忆，重温少年亲情。这是来自童年的情感。这些小片之所以让我们产生心灵共振，还是人性的相通和人类的共情。

　　电影的合作也不止于作品本身，而是文化的共享。上海国际电影节定位“立足亚洲、关注华语、扶持新人”，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国家中，文化上的同源同质是构建合作共同体的基础。例如，同在儒家文化圈的中日韩和东南亚国家电影，无论在生产端，还是传播端，华语电影未来都大有可为。当年中国香港商业类型片已经做了走出去的示范。凭借这些优势，中国内地电影应充分利用上述优势更好地进行推广，和更多的亚洲国家进行合作。

　　今年上影节上，新加坡电影《热带雨》清新隽永，代表了华语电影在马来半岛的新高度，导演陈哲艺对跨文化题材的诠释功力深厚。爱武侠却失语的老人，华文差却喜欢成龙的少年，教母语却无法怀孕的女教师，几场戏就将文化的困境和传承主题糅进了观众心里。雨水和榴梿分别隐喻欲望之潮和禁忌之恋，父亲角色的缺位，寓意文化断裂。一部标准意义的南国小片，一个普通的女性视角，将新加坡社会存在的华文教育缺失、女性身份认同、中年婚姻危机等问题用细腻的镜头语言娓娓道来。应该说，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南亚华语电影浮出水面，并非偶然。过去，在国际电影节上，华语电影一度是以展现西方想象中的东方来获得世界认可，如今，西方要更多借东方的眼睛审视自我。文化上的开放、包容和自信，让电影成为沟通名片，让各个国家的观众走向彼此，互相理解。